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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北线即中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和西南即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地区较为丰富和完整的史前人类遗址发现不同，目前我们缺少更多的中华古人类南线迁徙即从开远－禄丰古猿到云南元谋人、再到柳州人的文化之间的原始文化连续层样本，这可能是第四纪末期因气温变化导致的海平面普遍上升吞没了这一时期在此线，尤其是在此线陆桥地带迁徙和生活的人类文化遗址。据日本学者田家康在《气候文明史》中介绍了全新世气候的回暖及由此产生的海面水位大幅抬升的场景：

  当时的海面水位与最终冰期中最寒冷的时代相比上升了120米以上，与新仙女木事件79时相比，也上升了50米。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海面水位上升的根本原因是劳伦冰盖和斯堪的纳维亚冰盖等北半球巨大冰盖的融解，在丹麦的北海远洋从距今9000年到5000年前海面水位每年上升约46毫米，至距今5800年的时候位于现在波罗的海所在位置的融冰湖与北海相连。在同一时期，不列颠岛也与欧洲大陆分离开来。日本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之间海面水位也上升了35米，造成对马海峡完全被淹没，开始有暖流流入日本海。80

  如此大面积的生存空间在近万年的时间内为海水吞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经历的最为严重——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和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损失只是它的九牛一毛——且不可抗的灾难， 学者贾耀锋认为“5000a B.P.（即距今5000年——笔者注）左右我国新石器中期文化衰退、断层的出现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导致环境恶化、人类尚无力抗争的结果”。81

  这次海平面上升将更多的生活在整个中国海82极为广阔的陆桥地带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及其遗址全部吞没，海水向中国内陆大面积西侵以至我们今天难以在这一区域找到与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或再往前推至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与进入全新世的新石器人类化石和遗址之间的链接环节。而目前我们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多存在于西部高原山地的现象，亦是这一“海水吞没”说的反证。日本学者田家康带着遗憾的语气写道：

  有一些研究者将这种沿着海岸线生活的策略称为“Go to the Beach”策略，可是最终冰期结束后海平面重新上升，当时海岸线附近的遗址现在绝大部分都沉入了海底，未能留下考古学意义的证据。83

  可喜的是，近年来江浙丘陵高地已有了更新世和末次冰期古人类考古发现，能确定，随考古技术方法的进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类发掘可能不会像中国西南地区丰富，但还会陆续出现。

  另外，中国已开始建造全电力推进动力、排水量860吨的水下考古船84，能确定，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距今年10 000～6000之前曾生活和狩猎在东海及南海水下海滨地带旧石器考古成果将更丰富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中华人种由森林古猿中分化出的距今1500万～800万年的人科“开远-禄丰”古猿进化而来85。中华人种从她诞生那天起就注定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远古时期始，她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的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主导者的角色。远途迁徙能力是考验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考古资料显示，当时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中华人种从中国西南开始的迁徙已远至澳洲和北美洲，几乎覆盖了整个太平洋周边区域。

  寒冷是导致古人掌握火种保存技术的动因，同样也是更多的失去火种或没有掌握火种保存技术的古人群向暖温的南方迁徙的重要动因。距今20 000～15 000年的末次盛冰期为古人类南下提供了可能的地理条件。中国学者谢传礼教授带领的团队研究得出结论：盛冰期海平面下降使黄海渤海陆架全部上升成陆，总面积达457 000平方公里；东海仅残存冲绳海槽，面积约350 000平方公里，是现代东海面积的1/2左右，末次盛冰期时中国海古岸线向太平洋方向最大迁移距离超过1000公里。盛冰期时南海面积比现在缩小了1/5左右，残存面积约2 800 000平方公里。南海周围海槛深度较浅的海峡均以关闭成陆，仅在东北方向以巴士海峡与太平洋相通，在盆地东南部以民都洛海峡与苏禄海相通。

  谢传礼教授为咱们提供的《中国海末次冰期低海面时古地理图》《末次盛冰期中国海轮廓》86图表明，在末次盛冰期黄海、渤海的全部和东海的一半和南海1/5的部分是可以步行通过的平原或陆岸地带。在当时从云贵及藏南南下的一部分古人可完全沿马来西亚两侧的浅海低地南下至南亚、东南亚，甚至远至澳洲；东进的部分古人还利用南海和东海的海床，经今天台湾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峡陆桥”或“东山陆桥”87北进朝鲜、日本88，继而北进越过白令陆桥直抵美洲阿拉斯加并沿美洲太平洋西岸继续南下89。

  在这南北两路中间，还有一部分由青藏高地东进至今中国华东、中原地区。恰好，第四纪未（距今10 000年）气温大幅回暖，这大幅度的降低了古人远途迁徙的御寒成本90。

  目前在澳大利亚已发现的人类化石中的年代最早的不过距今30 000年，吴汝康认为，“以后还可能发现更早一些的人类化石，但不可能太早，一般估计不大会超过50 000年很多。因此能肯定，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是由别的地方的早期人类迁入的。”91

  学界早有澳洲土著人种来源于中国广西柳州的说法。弗里德曼（L.Freedman）、洛弗格伦（M.Lofgren）在1979年提出澳洲土著人种来源在澳洲曾经有过两次互不相干的迁移。一是南路，一批以粗大骨骼为代表的体格魁梧的人来自东南亚，可能从爪哇经过帝汶而进入澳大利亚西北部，然后沿西海岸南下；另一是北路，可能从东南亚中国华南来的体态较为纤细（根据骨骼）的人群，经过印度支那、加里曼丹和新几内亚而进入澳大利亚东北部，随后沿东海岸南下，其中一部分也许最后越过陆桥而到塔斯马尼亚。

  这两批不同来源的人群互相混杂，产生了现代澳洲土著人，其形态介于这两种祖先类型之间。索恩（A.G.Thorne）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直称在中国广西柳江发现的柳江人头骨与澳大利亚发现的凯洛（Keilor，距今13 000年）头骨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状，显示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说得肯定：“柳江人是在我国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最早代表，同时其许多性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处于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之间。”92吴先生1989年发表的这一论断为2008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实验室的基因研究成果所佐证。据报道：

  东亚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中存在一种东亚特有，但分布奇特的单倍型－D174单倍型（又称YAP单倍型）。它在中国的藏族、日本人和东南亚阿德曼群岛人群中有很高的频率（30%），但在其他东亚人群中频率很低。宿兵实验室（助理研究员石宏）最近对D174单倍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东亚现代人的Y染色体单倍型。

  经过对73个东亚代表人群的分析，他们都以为D174单倍型起源于东亚的南部，且其由南向北的迁徙大约发生在距今6万年前，远远早于发生在25 000－30 000年左右的那次大迁徙，可能是发生在东亚大陆最早的大规模现代人群的迁徙。由于最近一次冰河期的恶劣气候以及新石器时代(10 000年前)以来华夏文明的扩散，现在的东亚人群中只有少数人群保存了那次史前迁徙的遗传印记。93

  澳大利亚近邻地区的人类化石考古发现反映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和中华人种之间的关联。

  考古学家发现爪哇的瓦贾克（Wadjak）头骨，一方面有一些性状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相似，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与蒙古人种相似。其年代可能是全新世94。另外，菲律宾塔邦洞（Tabon Cave）发现的头骨，一方面有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相似的一些性状，另一方面又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101号头骨有相似的性状。在加里曼丹发现的尼亚（Niah）头骨和在新几内亚发现的艾塔普（Aitape）头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发现表明这一地区的土著“它们既与澳大利亚人种有一定的联系，又与蒙古人种有基因的交流；也暗示原始人类从我国华南地区逐渐迁徙到澳洲的可能途径”95。

  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认为是美洲的土著民，过去曾被称为红种人，以为他们的皮肤是红色的，“而实际上肤色是黄的，是黄种人的一个分支”96。关于此，吴汝康先生在其著作中为咱们提供了更广泛和更丰富的肯定性佐证：

  美洲人（印第安人）的起源问题也是长时期来有很多争论的一个问题。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般都同意人类最早是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不管是乘船还是通过一度连接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陆桥。但对最早进入的时间仍有争论。

  美洲人是在何时起源的？有的人觉得美洲在距今1.15万年或1.2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踪迹，有人则认为早在距今5万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有人类。

  从考古学上看，1926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福尔索姆（Fulsom）附近发现了尖状器，同时发现有绝灭的野牛骨骼。1932年又在该州克洛维斯（Clovis）附近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另一种尖状器，测定的确凿年代为距今1.15万，伴有猛犸象骨骼。这是在美洲已发现的年代肯定的最早的考古遗物。更早的遗物虽有许多报道，但其可靠性都不能肯定。

  从美洲人的体质形态来看，全部美洲土著人（连同爱斯基摩人）在形态上是很相似的，如色素、发型、多种血型、门齿类型等都非常一致，没有像在非洲、欧洲、更加不用说澳洲那样大的变异。他们的形态性状与西伯利亚和其他东亚的黄种人非常接近，因而其起源是在较近的时期，最多是1.4万～1.2万年。97

  1960年，中国人类学家吴新智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山顶洞人代表原始黄种人，而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特别接近98。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在《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一书中则说的更为肯定：

  从新人阶段起，现代各主要人种开始分化出来。例如上述在我国发现的山顶洞人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蒙古人种的祖先。99

  与澳洲和北美洲相比，东北亚地区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与中华古人的联系更为密切。日本出现人类应该在至少30 000年前，但人骨化石发现却十分贫乏。迄今为止比较可信的早期人骨化石，仅有日本冲绳县港川采石场发现的距今约18 000年的港川人100。考古发现表明柳江人和日本港川人则可能是那些东进和北上中华古猿在大陆内地及日本岛留下的后裔。

  当时的日本列岛从北海道到九州四个岛一一相连，濑户内海在当时也是陆地。现在的津轻海峡，当时有宽为7～9千米的从海底浮上海面的大陆架，连接着渡岛半岛和津轻半岛。北海道的北段也与西伯利亚相接，整个日本列岛在当时是一片一直延伸到九州的鹿儿岛和西南诸岛的弧形陆地101。

  在日本长野县野尻湖的立鼻遗址出土了距今30 000年的人类狩猎古菱齿象的遗址。这些遗址全部分布于洪积台地或内部。虽然可能当时也有一部分部落沿海岸线生活，以采集鱼或贝类为生，但很可能海岸附近的遗址在海平面上升过程中被淹没了。爱知县知多半岛的先刈遗址距今9000年，位于水下十几米处，在遗址中发现了当时人们所采集的鱼和贝类。102

  据钱方、凌小惠教授的研究，早更新世末期，中国东部海域处于退潮期，古海岸线米。中更新世最大海退发生在距今54万～52万年和18万～14万年两个时期，古海岸线米处。晚更新世最大的一次海退时期约为距今18 000年，海岸线。钱方、凌小惠教授认为：“中日史前文化的交流即开始于更新世。”104大约10 000年前，冰河期后天气大幅转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岛与亚洲大陆为水所分离。田家康教授认为：

  106。“自长谷部言107以来，日本学术界一致认为日本最早的居民可能来自亚洲大陆，特别是华南地区”108。

  中国学者王令红在研究38个颅骨13项测量数据的平均平方距离聚类图时发现，日本旧石器时代的港川人、绳文时代的现代人跟大约同期的华南居民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而且总的来说，港川人类似于柳江人。至于港川人与柳江人之间的形态差异，王令红认为，这“可能表明港川人迁入日本本土的时间要比柳江人生存时间更早些”

  再看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在O血型基因交流中，日本人与中国华北人关系接近，第四纪冰河期的广泛陆上通道为这种基因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考虑到O血型是古老血型，所以，中国人与日本人亲缘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较晚的B血型基因交流中，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陆岛分离，中国华南人与日本人的O血型基因交流中断，由此出现中国华南人与日本人B血型、中国云南人与日本人A血型基因频率接近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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